这个框架承认法律家长主义的干预将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一种有效率结果的前景。
在20世纪的初叶，在自由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对社会主义恐惧的年代，哪怕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对妇女健康和医疗提供帮助的法律，也因为其对社会权的提升而被斥之是社会主义的，要被禁止[14](P164)，更有人将其斥之为虚伪[15](P374)。但是，家长主义的案例在美国历史上是的确存在的，而且为数不少，而它作为一种法学思潮所引发的学术讨论也持续到现在。
第三，管理的善意动机必须独立于当事人当时的偏好。他们认为需要对这种干预进行道德上的证成，而且将这一要求视为家长主义行为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对个人自治能恰当地理解，立足于一个道德诉求，并与社会环境有关[23](P417)。此外，诸如禁止卖身为奴[9]、在婚约中规定不得提出离婚的条款、房屋租赁合同中房屋最低可居住性条款的不可放弃[9](P763)、禁止放弃某些消费合同中冷静期 [27](P618)等等，无不体现了合同法中的法律家长主义。在这些再分类中，主要分为两种：软家长主义和硬家长主义。
但如果只看法院的行为而不是看其语言，会发现除非商业言论真正服务于家长主义目的，否则一般都会被限制。所以美国人不愿赋予政府来告诉自己什么是、什么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的权威。它产生于主张专制政治的法家思想盛行的秦代，以御史为人君耳目之司，纠弹官邪，助固君权。
而这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在中国传统的监督制度中是看不到的。[10] 《资治通鉴·周纪一》。正是因为有对立面的存在，监督关系是以意见交涉、理性沟通的方式实现的。作为监督制度改造的基础，分权制约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分配，打破传统监督制度所处的权力体系。
[24] 《清史稿·本纪六》。例如汉弥尔顿在论及参议院作为弹劾的审判法院时认为，如果由联邦法院行使弹劾权是不适当的，因为弹劾是使被弹劾者失去全国的尊敬、信赖、荣誉和报酬，在被弹劾后，其还要作为平民接受审判，这一审判的结果又可能使其失去生命和财产，一个机构同时拥有这两项巨大的权力，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这些政治思想体现在正式制度上，前者的代表则为谏议制度，后者的代表为御史纠察制度。[32] 孙笑侠：《司法权的性质是判断权》，《法学》1998年第8期。观察使巡按边远省份者，即称节度使，即付以全权处理地方军事财政等重大问题，甚至用人权亦为其掌握，于是形成所谓‘藩镇，后来节度使多委武人充任，所谓‘藩镇即等于军阀的割据。[27]《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
这样的监督体系非常庞大，监督举措推陈出新，可是都不是采取治本的制度设计方案，而是基于应付时势和解决时弊的思路，还是依赖于传统的监督模式。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监督制度仍然限于以权力约束权力的范围内，而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方式如听证、申诉等均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监督范畴。唐代还向地方派驻负责监察的观察使（其中在边远省份的观察使又称节度使）。但对百姓的监督通常属于普通的国家权力，例如连坐、保甲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君主对层层堆砌的监督机构本身也充满了不信任——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传统的方法就只有加强垂直领导、将各种监督权收在最高权力者手中、乃至采取特务手段。例如权力标准总是造成级别越高的监督者必定越可靠的心理预期。
如果传统监督制度不改造成现代监督制度,监督永远会是被法治所排斥的作为另类而存在的制度。 提要：中国传统监督制度历来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内在结构是一种权力关系叠床架屋式的堆砌，这种传统模式的固有特征在于：容易治标，却难以治本。
我们将来应该明确：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不能采用对政府的监督方式。在清代则明文规定只有进士出身者才能成为监管。在某些议会制国家也有弹劾制度，但适用范围较窄，例如德国、爱尔兰议会的弹劾对象仅限于总统、日本国会的弹劾对象仅限于法官和人事官等[12]——总体而言，越是在行政权较强的政治体制（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中，弹劾制度就越是作为议会制衡行政权的有效手段而受到重视。在反腐败运动中又发现法定的监督制度不够有力，再充分发挥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正当程序才得以游走于形式与实质之间、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际，成为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另一方面，御史常因行使职权而遭打击报复，此时也需要依靠君主保护，所谓御史绳奸佞……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佞所噬矣[27]。
[3] 最广义的监督包括对君主、官僚和百姓的监督。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权重固然有利于监督的实现，但和人治下的其他权力一样，这种监督权也没有规范性的约束和限制，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监督操作灵活，但制度运作效果缺乏稳定性。
而后者则更多地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现掌权者往往靠不住，而设置更高的掌权者进行监督。中国传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则与之有相当的不同：首先，监官作为常设的监督者，监督行为发动得相当频繁，针对某官员的弹劾也很常见。
没有公开的程序，就不能广开言路，得不到社会监督，也就实现不了公正。而不是通过人盯人的监督关系来完成这种权力分配的。以清代官僚体制为例，一个机构实行共同负责制，官员分工不明确而又公务繁多、权限不清，每项任务都有他人牵涉在内，在这些由许多人共负无限责任而产生的互相制约之外，上面还有都察院。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10]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从未完全实现。
传统的监督模式根本上说不是法治的制度。这种人盯人式的制度设置使得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若不能一团和气甚至勾搭成奸，便往往成为势不两立的勾心斗角的政敌而公务被置于消极被动状态，难免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的后果。
就整个监督制度而言，监督权是制度化的权力而非监督者的个人特权，代表监督主体行使监督权的个人并没有尚方宝剑、更没有免死金牌，只有规范和程序所赋予的权限。清代监督权迅速集中：台、谏彻底合一成为都察院所属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
而弹劾制度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相对重要，适用范围也较广泛，如美国、法国、韩国等，弹劾对象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11] Impeachmen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2002, vol XII, p247. [12] 参见 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翰芦图书公司1998年版。
尤其是在多元的监督对象和监督方式中，权力运作过程极为复杂，监督程序的这一特质降低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进而将各种与程序无关的因素排除在程序运作之外，以此防止监督过程成为实际存在的各方权力的角逐场。所谓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西方古老的正当程序的原义就包涵着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的原理，后来发展成为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notice）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hearing)的权利。要发挥人大作为议会的监督作用，就必须完善人大的议事与监督程序。
从而防微杜渐，确保国家机构在握有权力的同时不会以此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明代嘉靖前期，监官在纠核百官、臧否人物时多任已意，对奉承齐备、礼貌足恭者极力保举，对那些耿直者则搜求细事、罗织人过，致使贤愚难辨，败坏风气。
（3）众议院以其司法委员会主席为代表作为控方，白宫则组成辩护团，审理开始后，双方先各自进行１小时的陈述，然后传唤有关证人作证。而在法令方面则有《尚方律》、《上计律》等更加细致的规范。
真正的法治国家并不只停留在反对腐败的监督上，而是需要建立防止腐败的正规制度。都察院选用了56名以忠直著称的御史，分驻在各省的15个道，皇上可以听到秘报，即秘密的监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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